1949年，毛人凤下令处死朱君友。朱君友坦然赴死，却发现枪决他的2名特务，朝他频繁摇头使眼色，示意他不要出声，朱君友立即心领神会。
可他刚走出牢房，就发现情形不对。押他的人没有大声催促，也没有像往常那样呵斥，反而不停朝他摇头、使眼色。
朱君友愣了一下，很快压住声音。他知道，这个时候多问一句，都可能把所有人的命搭进去。
1949年冬天的成都，空气里全是紧张。大西南局势已经明朗，成都城内的国民党残余力量却还在做最后挣扎。
毛人凤到成都后，对关押在将军衙门等处的政治犯下了狠手。12月4日，36人的名单被呈上去，批示很快落下：一律处决。
朱君友就在这份名单里。若按原来的安排，他不会有第二天，也不会有后来的讲述。
正因为他活了下来，十二桥惨案中那些已经无法开口的人，才多了一个亲历者为他们留下证词。偏偏朱君友不是安分守旧的人。
1938年前后，抗日救亡声浪席卷成都，他还是学生，却已经参加宣传活动，跟着一群热血青年走上街头。那时候的他，未必想过自己以后会坐牢、受刑、差点被枪决，但他已经开始把个人命运放进国家命运里看。
家里希望他稳一点，别惹事，更别同危险人物走得太近。可年轻人的心一旦被时代点燃，就很难再回到深宅大院里。
朱君友读法律，接触新思想，也结识了许多追求进步的朋友。1946年，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之后又逐渐参与更多秘密联络和支援工作。
这条路当然危险。父亲朱茂看得很清楚，儿子这样下去，早晚会出事。
家人劝过、拦过，也限制过他的行动，可朱君友并没有真正停下。他不是不知道后果，只是觉得有些事不能因为怕死就不做。
他的婚姻也和这段命运连在一起。朱君友与杨汇川相识多年，感情很深，1947年结婚。
杨汇川出身杨维之家，家族在四川军政圈里有旧关系。后来朱君友死里逃生，正是这些亲缘和旧交织在一起，才给黑暗中撕开了一道缝。
1949年11月，朱君友在成都玉带桥附近被特务搜查。身上带着的书刊、资料和有关城防的信息，成了对方眼里的“证据”。
他被带走后，先受审讯，再被转押到将军衙门监狱。对特务来说，抓到这样一个有身份、有线索的人，自然不会轻易放过。
审讯室里，朱君友吃了很多苦。特务以为富家公子受不了刑，只要吓一吓、打一打，就会把人和事交代出来。
结果他咬紧牙关，没有供出同伴。一个从小没受过穷的人，在皮肉之苦面前能撑住，这不是一句“有骨气”就能轻轻带过的。
监狱里的时间很慢。被关的人都知道外面形势在变化，也知道敌人可能会在撤走前杀人灭口。
朱君友后来回忆，狱友之间没有多少话可说，却常常用眼神互相鼓励。有人唱歌，有人低声交代后事，也有人把最后一点希望留给别人。
12月6日深夜，朱君友被叫出牢房。他把随身物品交给狱友，心里其实已经在告别。
那不是戏剧里的慷慨赴死，而是一个人走到绝境时的沉默。他没有哭喊，也没有挣扎，只是尽量让自己站稳，别让身边的人更难受。
可门外那两个“特务”的眼神改变了一切。他们频频摇头，示意他不要出声。
朱君友立刻意识到，家里人的营救可能已经到了最后一步。后来才知道，杨汇川的兄长杨夷甫、亲友徐季达等人从外面周旋，借着与徐中齐一线的关系，再加上朱家拿出的金条，终于把人从名单里硬生生换了出来。
这场营救没有传奇故事里那么轻松。任何一个环节走漏风声，朱君友救不出去，参与的人也会遭殃。
所以他不能问，不能喊，更不能有明显反应。他只管跟着走，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那几分钟，靠的不是胆子大，而是所有人都把命悬在一根线上。朱君友脱险后，被送到成都中和场一带躲藏。
他没有马上回家，也不敢露面。城里风声紧，谁也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
对他来说，活下来并不等于安全，只是暂时离开了枪口。就在他被救出的第二天夜里，十二桥惨案发生，1949年12月7日深夜，32名被关押者被押到成都通惠门外十二桥附近杀害。
再加上此前12月4日在抚琴台遇害的3人，这批名单中共有35位志士遇难。朱君友成了36人里唯一活下来的人。
成都在12月27日解放。等人们重新清理这段血案时，十二桥已经不仅是一个地名，而成了一段沉痛记忆。
那些遇难者中，有教师，有学生，有民主人士，也有长期从事进步活动的人。他们的生命停在1949年冬天，朱君友却带着他们的名字继续活了下去。
这份“活着”，对朱君友来说并不轻松。很多幸存者都会有一种说不出的亏欠感：为什么别人走了，自己留下？他忘不了那些面孔，也忘不了临别前的眼神。对他而言，自己后来的每一天，都不只是自己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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