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开中国以前，医疗系统刚刚开始所谓的改革，那时候病人看病住院是求着医生护士，别看我只不过是才毕业的小护士，求我的人也不少。那时的患者对我们又敬又怕。今天再看中国的媒体，打骂医生护士满眼皆是，患者一肚子怨气，医生一肚子委屈……可见医患之间的关系已紧张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在美国的医院工作十年, 感觉是美国的患者比起中国患者难“伺候”得多。医院本身是社会的窗口，各阶层的人都要接触。但是这些穷富不均、肤色不同、种族不一的患者群体，大部分敬佩医生，尊重护士。

　　中国病人在看病时很注重医生的年资、医院大小，花不少力气找熟人打听医生的看病能力等等，特别怕花了冤枉钱。在美国，当患者选择医生时，保险公司只给出一大本的医生名单，上面只有执业号码、地址电话和医生所属专科，患者选择医生的原则只是一个——离家近。因为在他们的观念中，医生是受过长时间培训的专业人员，是专家，是能够照法律要求通过执照考试合法行医的医生。

　　中国看病难，美国也不易

　　我在一次回国时，为了帮朋友的母亲看病，曾经到过两家北京的医院。医院名字我不便提，其中一家赫赫有名。一进医院大厅，我立刻头昏眼花，全是人，空气污浊，而且随处可见号贩子，据说有的病人家属大约需要凌晨就到医院来排号。一位年轻太太是来看脊椎的，问我挂号以前是否找过熟人，我说：“凭什么呀，我除了要交纳专家挂号费用，还要多给号贩子50元。”她觉得我很不懂人情世故，说你可以问问在这里看病的，没熟人能看好病吗？

　　相比之下，美国的患者一般都有自己的家庭医生，有病或者需要定期检查，只要不是急诊，都是提前打电话和医生预约。到预约的那天，医生并不一定能准时按约定好的时间接待你，所以在诊所你可能要多等一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侯诊室里常坐满了待诊病人，但美国的病人很有耐心，也多能理解。因为他们觉得医生不来一定是在医院检查病人或有会诊。有的时候医生会拎着文件包喘嘘着小跑进入诊所，向大家说抱歉。

　　问题是什么是急诊，如此长时间等待的病人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急诊？一个二十岁先兆流产的妇女和一个七十岁神智恍惚，血糖高至无法测出的老人谁更应该先看医生？有的孩子淘气弄破了手指，家长也带来看急诊，不让他们等着，难道让个因为玄晕而摔得大腿骨折的八十岁老头等着不成？治病救人不讲先来后到, 更不能以“红包”来买卖生命的安危。 

　　道德观念和法律制约

　　我刚开始在美国医院工作时，曾经有位病人腹疼，他手腕上的标志显示他是假释期的犯人。而且他犯的罪让我无比厌恶 CHILD MOLESTER(儿童性侵犯)。可以说我对他非常鄙视，因为我从心里“歧视”他。到第二天早上，外科实习医生来查房的时候，发现他的情况非常危急，问我关于他的治疗和病情，我自然是一问三不知，还满不在乎地随口说了一句 我才不管那么多呢，反正是个性罪犯。不料，那位实习医生当众对我吼了起来：“我不管他是谁，他是病人！病人！ 病人！你到底懂不懂。”

　　国内曾有一篇关于爱滋病患者因为坦白自己是HIV阳性，被几家医院拒绝治疗的报道。分析其原因就是歧视和恐惧。如果是普通百姓，不了解HIV，产生歧视和恐惧我比较理解，但是作为医院，治病救人的专业机构，这样将病人推来推去，请问医院还有没有一点责任感？

　　美国护理教科书及临床的实用技术参考书中，头两章必定是美国护士学会对执照护士的相关职责和要求，另一章必定是相关的法律规定，然后才轮到讲述专业技术。许多医院, 当你走进任何一个病区, 墙上首先挂着“病人的权利”。除了对病人的权利要谨慎对待外，其他还有“病人隐私法案”，忽视了任何一条，除了民事赔偿之外，还要承担刑事责任。

　　美国的医生在病人转院、推荐会诊时也曾经有人互拿回扣，医院也曾有因为病人保险不合格拒绝其入院治疗的现象。但是美国针对上述的丑恶现象，在1995年通过了关于医疗保险中的欺诈、回扣法案，在1986年通过了急诊室法案。在推荐病人时，医生之间收取回扣，除了民事赔偿同时要担负刑事责任，并且制定了对匿名检举人的保护措施。在急诊法中，任何接受政府补助的医院，不得因经济因素将病人拒之门外，否则医院将遭到重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因为见死不救在诸多案例中和谋杀罪并论。

　　曾经有家医院，入院处的小姐小心谨慎地询问病人的保险情况，因为没有保险，工作人员又是抱歉又是内疚地告知病人可能不能接受其进入急诊医治。病人离开了，但是医院的麻烦也来了。卫生联合会上调下查地折腾，最终对医院罚款9万美元，医院的管理层对入院处人员教育再教育，还要同时通过媒体不断向社会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