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近日在其网站上开辟“我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建言献策”专栏，面向全社会征求医改意见和建议。发改委表示，将对这些意见、建议及时汇总整理，供有关部门在研究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时作参考。

　　此种姿态可以视作相关部门对于殷殷民意良善的回应。事实上，自去年7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报告称“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不成功”起，舆论对于此问题的关注和拷问从未停息，近期更是因为所谓“模式之争”再掀高潮。

　　英国模式？德国模式？

　　《新京报》报道称，与医疗卫生相关的十几家国家部委，目前已就中国医改最终方向成立了高层级的医疗体制改革协调小组。如无意外，医改大方案今年底或明年初即可出台。目前，医改小组比较青睐政府承担公共卫生及全民基本医疗的“英国模式”。

　　《中国经济时报》随后披露，该医改方案并未得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认同。他们更倾向于“德国模式”。除此之外，国家发改委也想综合各方意见提出自己的医改方案。

　　《21世纪经济报道》援引某医改协调小组成员的话说，正在起草的医改新方案并不等同于“英国模式”，未来改革的方向是，基层的小病治疗由政府免费提供，一般的大病治疗靠社会医疗保障来完成，重大疾病的治疗则求助于商业医疗保险。“打个比方，得了感冒可以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免费治疗；要做胃病手术就转诊到大医院，费用向社会医疗保险机构报销；得了心脏病或肿瘤等重大疾病就求助于商业医疗保险。”专家分析，新的医改方案实际上是英国的躯体、德国的四肢、美国的脑袋，是三国模式的混合。

　　《第一财经日报》援引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的话说，目前尚无详细医改方案出台。毛群安还表示，这次医改方案由发改委牵头，卫生部作为医疗主管部门，会积极配合各个层面的研讨，期待医改方案的成熟，尽快出台。

　　部门利益纠缠不清

　　《瞭望东方周刊》发表文章称，医疗改革涉及相关的部门有十几个之多。卫生部专家委员会委员孙东东认为，目前医疗体制改革缺乏一个相关各部门都认可的改革方向和目标。各部门出台改革政策互不协调，步调不一，是造成医疗改革滞后的原因之一。

　　《信息时报》刊载文章认为，医改涉及到众多部门，现在关键的问题并非部门之间协调得不好，而是部门的职责过于模糊，而模糊的责任，必将导致部门的消极行为，导致部门间的协作不够顺畅，从而导致全局的被动。因此，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应该明确医改的整体思路和改革预期，并在这种宏观思考下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和任务。这样，哪个部门懈怠，哪个环节存在问题，必将一目了然。

　　《重庆日报》刊载文章认为，群众最关心的是能否看得起病，能否看病不再难。可是我们看到部门之间争议的却不是这个。他们争议的都是和自己部门利益相关的内容。卫生部要通过新的医改方案，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人员培养，为医护人员特别是基层医疗机构争取国家免费支持，从而达到本部门利益最大化。财政部关心的是2000亿元投入，能否把它减下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想的是保险机构与医疗机构同时参与到新的医改中来，从中也谋得一些利益。

　　《新快报》的文章认为，在公共政策制定上，部门分歧的公开化，是以前鲜见的情形，这意味着我们已告别了那种不需要任何合理性论证，即可得出不需要任何解释的一元价值论年代，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合理博弈结果的必然出现。因为在缺乏正当程序和法律规制下，部门不同意见形成的交涉，往往会成为无原则的讨价还价，甚至主要为力量对比关系所左右。而这种分歧最终造成的结果，非但不是公众所期待的合理医改方案，反倒连各部门都应当遵循的医改最基本的目标本身都会成为交易对象。

　　医改应以民生为本

　　《中国青年报》某项调查显示，79.7%的受访者对即将出台的医改新方案充满期待。他们希望这个方案能够从体制上把当前医疗界的沉疴痼疾一扫而光。在谈到“新的医改方案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时，58.7%的受访者认为，“如何把政府投入切实用到老百姓身上”才是最关键的。普通公众根本搞不清专家们整天挂在嘴边讨论的这些“模式”到底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究竟哪种模式才能最好地解决我国面临的种种问题。

　　《华夏时报》刊载文章指出，虽然即将出台新的医改方案为社会所极大关注，但出台新方案不是医改的最终目的，其终极指向是让公众能够真正享受到医改实惠，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到有尊严的医疗卫生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讲，部门利益的内部协调步伐无论快慢，都不能背离保障公众利益的根本线索，要力戒协调一致的部门利益与公众利益相背。毕竟，部门利益小于公众利益是一个铁的政治与社会法则。每个部门的权力授予归根结底来自大众，服务于公众利益是公权力机构的法定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