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失常的心理会成为致癌的前提一样，健康充实的心理则同样是战胜癌症的重要条件。

　　早期，人们采取了回避方法，隐瞒、虚报病情，尽可能让当事人不知晓，美其名曰：保密性(保护性)医疗。然而，多数情况下，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面对残酷且几乎无休止的化放疗，大多数人很快就明白了一切。于是乎，我们强调，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告知(当事人)适当的部分。这较之直截了当地和盘托出或一味地隐瞒是一种进步，但这并不能解决肿瘤患者真正的心理情结。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肿瘤临床医生在临床上也都会自觉不自觉地给予患者一些善意的劝说，但却苍白无力。显然，空洞的疏导，犹如说教，对特别需要帮助的人无法起到振聋发聩之功。此外，我们的各种疏导形式，都有精心安排的痕迹。患者一进入这一独特情境，马上就意识到这是作为受教育者正在被安排接受教育。本能的认知和防卫机制，包括信息滤过机制潜意识中就启动了。他们认为这些只是安慰性的劝说，效果自然大打折扣。

　　在这个过程中，临床医生由于没有这方面的痛苦经历，又加上角色上的特殊性(病患的拯救者或治疗者)，在病人的意识里，他往往站在对立面，因此他的主导作用是有限的。

　　有一次，一位患者的话深深触动了我。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一位中年乳腺癌患者，情绪太低落了。每次复诊，我都苦口婆心地劝她，给她举很多例证，又给她看了不少资料。最后，有一次，她告诉我，“何教授，我不是不相信您，您说的话，我全信，但又有什么用呢？您是医生，您没生病；您在岸上，我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我一回到家，我想到自己的病，我没法摆脱。”“除非您让我看到活生生康复了的实例，让我浮起这些阴影时就可以和她们电话聊聊……”是啊！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在落难的时候，最希望得到的帮助不是其他，而是曾经有过与他们同样经历，却已走出了苦海的人的指点和帮助。那时，我已有不少患者群了，有的康复了多年，为什么不可借助他们，以一种特定形式，让他们相互开导、相互帮助呢？心理学不是有集体治疗模式吗？

　　很快，我便付诸实施。所有求治者，围着大圆桌排排坐，我挨次问诊，解答疏方、指导，圆桌中谁都可以提问，相互间也可窃窃私语、相互交流。这一形式还真管用。因为我的患者中，80~90%是老患者，其中50~60%是康复了3~5年，活得挺不错的。还没等到看病，新患者就会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老患者的心理指导。“您这病不用担心，我来的时候比您更糟，比您更灰心。”“一段时间治疗下来，您看，我不是恢复得很好吗？”“我已经5年了”“我已经8年了” ……10多年的“圆桌”，我们病人中相互间还交上了许多对好朋友，相互鼓励、相互倾诉、相互支持。圆桌，成了一个特殊的学校。有不少患友这样和我说，两三周来坐一坐，相互聊一聊，改改方，回去心情就好多了，至少能心理坦荡10多天。

　　圆桌诊疗，除了中医学诊疗法外，其实还融汇了现代心身医学的许多疗法。至少，它比较好地贯彻了社会、心理、生物医学之模式，实施了心理治疗的倾听、支持、保证三原则，融合了集体治疗、心理疏导、示范疗法、情境疗法、认知疗法、交友疗法等的精髓。因此，现已成为我们与患者携手应对癌症的重要法宝之一。

　　在实施过程中，也不是没有问题的。有一名加拿大多伦多的上海籍患者，男性，20多年前去了海外，不久前确诊为胃印戒细胞癌，只做了姑息手术，没法实施化疗，回到国内，找我诊治。看到这么多人围坐一桌，悄悄地对我提了个要求，能否单独诊疗。因为在国外，病情绝对是个体最大的隐私。这种方法公开讨论个人隐私，那是无法容忍的。我深表理解，同意单独诊疗。不过给了个建议：您和您妻子(正好陪同他求诊)不妨找个位置，后排坐下，静静地听，做个旁观者。他同意了，连续两次求诊，他都认真地听别人的交流。第三次他提出，不需单独就诊了，他愿意坐在大家中间，与别的患者交流。这个患者来时愁容满脸，第一句话就告诉我说：加拿大医生断定他寿限不超过4~6个月，我再作疏导解释均无济于事。在“圆桌”中，他结识了邱先生，一个同样患胃印戒细胞癌只化疗过一次的同病种患者，已较健康地生活了5年。事实胜过了一箩筐的说教。在那以后，他的脸上，又绽放出了笑容。（何裕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