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至17日，短短数天内，北京已相继有5名高校学生坠楼身亡。大学生究竟怎么了？学习压力、就业压力、身体健康因素、贫困、交往压力等多种因素综合起来，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高校学生心理危机事件震惊了一些专门关注大学生危机事件的人士。这些人士包括出生于加拿大、客居中国20年的费立鹏博士(Michael Phillips)和北京工商大学林永和教授。费立鹏博士长期关注自杀问题，是北京回龙观医院“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负责人。林永和教授则长期从事高校心理咨询工作，并担任北京高校学生心理素质教育工作研究中心主任。他们认为，悲剧本可以避免。

　　危机频发，有些高校并未真正重视

　　林永和表示，历史资料表明，四五月确实是大学生危机事件的高发期，10多年前，北京高校就曾发生过与今年相似的情况。费立鹏也表示，根据他的研究案例，连续几天内发生多起大学生自杀事件的情况比较少见，明显比往年报告的密度要大得多。

　　他们表示，这并不意味着大学生自杀率就特别高。林永和提供的数据表明，近几年，北京高校大学生自杀率为十万分之零点四六。教育部官员日前在中山大学一次会议上说，北京高校中每80万人中仅有15人自杀，低于社会自杀案。

　　不容忽视的是，2000年以来，北京高校发生类似事件导致学生死亡人数平均每年都在两位数以上，而今年截至目前的数据，已接近去年全年的总和。

　　目前一个值得反思的现象是，许多高校发生类似事件后，采取消极应对的措施，并没有真正重视起来。

　　加强危机干预，悲剧本可避免

　　费立鹏表示，自杀者在自杀前一定是有征兆的，有没有被发现并得到帮助，对最后是否发生自杀有很大的影响。提高周围人的敏感性，并提供志愿服务的机会，也给心理障碍者提供了易于接受的求助渠道。

　　林永和也认为，一个生命的主动终结往往会留下许多痕迹，怎么遮掩也是掩饰不住的。“这种行动绝不是毫无考虑的，而是有着一个巨大的心理冲突过程，因此，这类危机事件有许多生理、心理挣扎的蛛丝马迹。

　　他表示，如果这种迹象及时被同学、老师等人发现，及时进行危机干预，就可大大减少发生的几率。

　　林永和说，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校园枪击案就更能说明问题，老师和同学很早就发现了凶手(赵承熙)存在心理问题，并进行了一些心理干预，但由于措施不到位，过程存在诸多疏忽，最终酿成了巨大的灾难。他认为，应当对那些可能存在问题的高危学生展开监控，建立了“四早体系”——早教育、早发现、早预防、早干预。

　　令费立鹏感到遗憾和痛心的是，有心理障碍并导致想不开的人，大多数从来没有寻求过心理帮助。他接触过一些大学生，知道自己心理出现障碍后，害怕到学校心理咨询室去，因为心理咨询室会将他们的资料和状况记录在案。这样一来，有学生担心造成不良的后果，就只好继续掩盖。

　　“发现学生有心理问题后，让学生回家，这样只会让学生更悲观。”费立鹏说，这时如果你对学生说“好好休息吧”，其实在学生听来是“你不让我上学”，会受到更大的刺激。“要增加求助率，就要减少求助可能带来的危险。”费立鹏认为。

　　专业人士认为，多起危机发生后，暴露出的问题给高校敲响了警钟。按照要求，3000名～5000名大学生就应当配备一名专职心理咨询教师，目前北京大约有70万在校大学生，但2006年统计出的心理咨询教师只有108名。“专职的心理素质教育教师数量不够，是不争的事实”。

　　不仅如此，林永和认为，这些教师工作不稳定，素质不完全符合要求，也是很重要的问题。从经费上来说，缺口很大。

　　不少大学让教品德课的老师去当心理咨询教师，“他们的服务太不专业”。费立鹏建议，高校心理咨询室应该有明确有效的评估措施，提供不同档次的服务，当本校咨询教师不能解决某个问题时，要及时往上一级医院转。

　　媒体的责任

　　林永和表示，他更愿意将大学生坠楼事件称为大学生危机事件，而不称之为自杀。“自杀需要公安机关或医疗卫生部门确认自杀，而且这类事件要有明显的迹象来推断，如留有遗书、做过善后安排等，但很多时候不能确定”。

　　他表示，出于保护逝者、维持校园正常秩序、避免因报道过多引发效仿等不良后果，媒体报道时应淡化细节，尤其是在报道诱因时，不能想当然，“现在直接引发的原因可能是学习压力、就业压力、身体健康因素、贫困、交往压力等，但一个危机事件发生，往往综合了多因素的影响，才导致危机行为的产生”。